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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641),太宗下诏,准备去泰山行封禅礼,主管的官吏与公卿和诸儒博士一起详定封禅仪式,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任封禅使,当时的舆论者争相发表不同见解。师古上奏说“:臣撰定的《封禅仪注书》在贞观十一年(637)春修成,当时诸儒参与评议,认为适中。”于是太宗诏令公卿审定师古新撰封禅仪注可否,大家多依从师古的说法,然而泰山封禅礼最终没有成行。师古不久升任秘书监、弘文馆学士。贞观十九年(645),师古跟随太宗东巡,在途中病故,时年六十五岁,谥号为戴。有文集六十卷。他所注释的《汉书》和《急就章》,在当时广为流传。永徽三年(652),师古的儿子颜扬庭任符玺郎,又上表奏呈师古所撰的《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令将书交付给秘书阁,依例赐给颜扬庭帛五十匹。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人。他的祖父孔硕,是北魏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法曹参军。颖达八岁从师学习,每天诵读千多字的书籍。到成年后,他更加明悉《左氏传》、郑玄注的《尚书》、王弼注的《周易》、《毛诗》、《礼记》这五部儒家经典,还擅长算术和历法,会写文章。同郡刘焯是名扬海内的学者,颖达上门求教,刘焯起初很轻视他不以礼相待,等到颖达请教质疑答难问对,多出人意料,刘焯立即改变了态度,以礼相待。孔颖达坚决告辞回家,刘焯本想留他共同磋商学问,他也没有答应,回家从事教学授徒的工作。隋炀帝大业初年,颖达应举明经科获及第,授任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召集各郡儒学官吏到东都洛阳,命令他们与国子监的秘书学士一起论辩经学中的问题。颖达论难答对舌战群儒而一举夺魁。那时颖达最年轻,那些先辈宿儒因被他驳倒羞愤怀恨,暗中派刺客谋害颖达,礼部尚书杨玄感把孔颖达藏匿在府中,因此才幸免于难。不久颖达补太学助教。接着隋朝大乱,颖达避难到武牢。太宗平定王世充后,召颖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626),提升颖达授他国子博士。贞观初年(627),颖达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
当时太宗刚刚即位,留心各种政务,颖达多次进谏忠言,更加受到太宗亲近信任。太宗曾经问他说“:《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说什么?”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施教化,是想使人因谦让而愈有光辉。自己虽然有才能,不骄傲自大,依旧向没有才能的人求访能做到的事。自己的才艺虽然多,仍然认为少,却向才艺少的人求教更多的。自己虽然有知识却像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自己的知识很充实却像知识空虚的人一样,不仅仅匹夫庶人要这样,帝王的德行,也应该像这样,帝王内心蕴藏着神明,外表却需表现得沉静无为,使别人感到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经》称这是‘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如果处在极其尊贵的地位,炫耀聪明,凭才势压人,文过饰非拒不纳谏,那么上下就会感情隔阂,君臣之间思想相互背离,自古以来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这样而造成的。”太宗非常满意他的回答。
贞观六年(632),颖达接着被任命为国子司业,过了一年多,又迁升为太子右庶子,依旧兼国子司业。与群儒到明堂议论礼历、经义,都采用他的意见。又与魏征撰成了《隋史》,被加位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637),又与朝中贤德的人修订《五礼》,所有疑难不通晓的问题,都经商议做了定论。书成之后,晋爵为子,朝廷赏赐绢帛三百段。由太子废为庶人的承乾命令孔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根据文章表达意理,更加发扬光大以正言讽谏的方法,学者都颂扬他。太宗因为颖达在东宫多次纠正劝谏太子,太宗给他和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贞观十二年(638),拜他为国子祭酒,仍旧在东宫给太子讲学。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亲自到国学观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大礼,命孔颖达主讲孝经,讲完了,颖达进献《释奠颂》,太宗手诏褒奖赞美他。后来承乾不遵循法度,颖达常常冒犯太子的威严直言规劝他。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对孔颖达说:“太子成长,怎么适宜多次受到人在当面斥责他的过失。”颖达回答说“:蒙受国家的厚恩,即使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直言谏劝更加恳切,承乾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