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能讲解一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贵华丽的车跟破车相比，拿致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为主，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金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通而能运用的人。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采集百草用来方调药，这是知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所说的那“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给他，都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拿鲁国编年史来写《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思熟虑自然从中产生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政父、杨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班叔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男孟为尚书郎，文比叔，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古，而班氏父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丑，文不，不指。所谓，文辞，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乎？

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后有吴君〔〕，末有周长生。白雉贡于越，暢草献于宛，雍州玉，荆、扬生金。珍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孔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秋》记元于鲁之义也。俗好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