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

故臣的一切谋划，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卿大夫的本分。国君发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两互相矛盾的命令。你用财来收买我，证明你不懂这个理。我从我的君主那里接受命令使宋国，只有一死报国，决不会使君命毁在我的手里，岂能用财富收买得呢？我所以假意应允你，是为了完成我们国君的命令，牺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臣下的福份。我们君主能有诚信之臣，我作为臣下能够完成任务，是死得其所，此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归晋国。

“你已经应许了我，却又背叛了你的许诺，这是什么原因？不是我不讲信用，是你背弃了诺言，只好立即请你上断台。”解扬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理：君王制定并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承担并贯彻执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必须以负载君主之义为前提，以此行事才于国家有利。

齐国攻伐燕国，夺取了燕国十座城邑。燕王派苏秦使齐国游说齐王，齐国把十座城邑又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国内有

[韩非说：“楚国有个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发，宰相说：‘一定要杀了他！’认为他是对国君忠诚而对父亲不忠诚，因而把儿抓起来治了罪。由此看来，一方面是国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却是父亲的逆。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逃几次。孔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人养活他了。’孔认为他是孝，向国君举荐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来，一方面是父亲的孝，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却未减少，听到孔的称赞而鲁国的人容易投降。从这可以看，上层与下层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异。因而国君既要推许百姓的利己行为，又企图求得国家的福泽，是必然不能实现的。]

颜率想谒见公仲，公仲不愿见他，颜率便对公仲的近待说：“公仲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才不见我。公仲好，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啬吝小气，我却说他仗义疏财；公伸品行不好，我却说他主持正义。从今以后，我将只好说真话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这番话告诉公仲，公仲立刻站起来，接见了颜率。[《论语》上讲过：“讨厌那些以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上说：“有德的人，要禁止恶，举扬善良。”

[有这样一说法：“世上有一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假使颜率忠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恶品德就会暴于外。所以颜率的诡诈和不诚实恰恰是公仲的福分。]

孔说：“君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这是孔的弟有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理：臣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职分和大义不亏于，即使使用橘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明这个理呢？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应允了。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宋国的人，传告的却仍然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告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

叶公曾对孔说：“我的乡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说：“我的乡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隐瞒，儿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直率。”

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