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二月，刘武周杀邑太守王仁恭，起兵依据突厥，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武德二年（619 年）三月，在突厥的支持下，刘武周南侵并州（治晋），四月接受大将宋金刚的建议“图晋，南向以争天下。”宋金刚率兵两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相继攻陷唐并州、介州、浍州、晋州等地，关中大震“人情崩骇，莫有固志。”在此险恶形势下，李渊打算放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李世民决反对，认为“太原工业所基，国之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不能“举而弃之”，并主动请缨，率师三万前往讨伐。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这是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至理名言。将领在指挥作战时，能否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沉着，冷静、果断正确地下定决心、对队的行动和作战的胜负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将领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必然坐失良机。因此，犹豫不决是作战指挥的大忌，而刚毅果断则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只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李世民击败刘武周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

将帅用兵，能不动声而有成竹的叫神，情况未明而察端倪的叫明。所以，掌握了神明的理，作战就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天下就没有敢于作对的敌国。”

刘武周得知全军溃败，便带了百余骑亲信，从太原逃走，投奔突厥，唐失地全收复。此战，李世民待机，当战机现时，又能决抓住，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十一月，正值隆冬季节，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在柏（绛州西南）扎营，与宋金刚对垒相持。针对敌“悬军千里，吾地，兵骁将，皆在于此”的实际情况，李世民采取了不战以挫其锐的方针，仅令偏师乘间抄掠敌军。经过长达五个月的对垒相持，敌军气势日衰，供应困难，运输线又被唐军切断。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被迫后撤，李世民率军尾追，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为数十回合。至岭时，由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士卒饥疲加。总刘弘基执而谏说：“糇粮已竭，士卒疲顿，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决战。”但是李世民却说：“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己沮。我反其未定，当定其势逐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于是李世民“策而去，诸军乃”，最后“直驱金刚，贼众大溃。”

。用兵的害，最大的是犹豫；军队的灾难，最大的是狐疑。善于打仗的人，看到有利的情况决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战机决不迟疑。否则，失掉有利条件放过有利战机，自己反而会遭受祸殃。所以，明智的指挥者抓住战机就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经决定就绝不迟疑。所以投战斗才能象迅雷使人不及掩耳，象闪电使人不及闭目，前有如惊奔驰，作战有如狂风迅猛。阻挡它的就被击破，靠近它的都被消灭，这样的军队谁还能抵抗呢？

例证

武王说：“您说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