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阐明永恒理的著作叫“经”，解释经典、说明理的著作叫“论”“论”的意思就是理；理正确，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从前孔所讲微的话，他的弟追记下来，因此谦逊地不称为“经”，而叫《论语》。以“论”为名的各著作，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论语》之前，还没有以“论”为名的著作；《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细考察“论”这文，其支是多多样的：陈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方面的，就和传文、注释相近；辨论历史方面的，就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类。所谓“议”，就是说得适宜的话；“说”，就是能动听服人的话；“传”，就是转述老师的话；“注”，主要是行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公正的理；“序”，就是代所讲事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这八名目虽然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论述理。所谓“论”，是对各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地探讨某一理。所以，庄周的《齐论》，是用“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秋》中，很明显地列有《开论》、《慎行论》等六论。到了汉代，汉宣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理，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能够清楚地陈述情，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曹魏掌权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练地考名实，推论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何晏等人，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细读傅嘏的《才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德论》等，都是独心裁，论锐利而密，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采的。此外，如李康的《运命论》，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论衡》相同，《运命论》的文采却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有意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却远远比不上它；但《辨亡论》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能够锐地思考到微奥妙的；王衍、裴頠等人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行争辨：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但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的作用；注重“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确的理。探索到奥之理的极，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有无不分、无思无的最境界。到东晋时期，各家所谈论的，

（一）

别及其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发展概况；第二段讲“论”的基本要求，附论注释文和“论”的同异。把注释一概归论，是很勉的，不过古代某些经传既独立成书，也表达了著者系统的学术见解，和一般学术论著有一定的共同之；第三段讲“说”的义和发展概况；第四段讲“说”的基本要求。

刘勰对论、说文的论述，除以“述圣通经”为“论家之正”，表现了他厚的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晋期间“崇有”、“贵无”之争时，还搬了佛教的“般若之绝境”，这并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与“无”这场大论战中，作为佛教徒的刘勰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论断。这对我们全面研究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刘勰“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对《文心雕龙》全书理论系的建立是有关的，而对古代论说文的总结，也提一些可取的意见。如认为议论文要“弥纶群言，而研一理”；提倡能“师心独见，锋颖密”的论文；调“辨正然否”，反对讲歪理而主张以理服人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悦”解“说”，要求“说”必须使人“悦怿”这既抓住先秦辩论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也是汉魏以后的杂说所继承的华。刘勰一再肯定“动言中务”、“喻巧而理至”的辩说，对总结和发扬古代“说”的文学特，是有一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