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行动，首先要加以议论；要明了事，必须把可疑的问题考察清楚。这是为了严肃慎重地理各政务，使治国之缓急适度。所以，写议奏的主要依据，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典范，继承前代的传统，研究当今的变化；说理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大发谬论，用词不应在文采藻饰上过分铺张。论祭祀，必须悉礼

称制以问而对者是也；二曰试策，有司以策试士而对者是也；三曰策，著策而上者是也。”（《文明辨序说-序》）刘勰所论的“策”，主要指第一。

（二）

（一）

本篇分“议”、“对”两大分，共四段。第一段讲“议”的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二段论“议”的基本要求，第三段讲“对”的义、起源和评论魏晋以前的主要作品，第四段论“对”的基本要求。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适宜，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迷。”可见“议”以控制得当为贵，这是儒家经典的神。早在秋时期的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已很长远了。唐尧时期洪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询问；帝舜为了举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事，征询意见直到打柴草的人。秋时期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换用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行了反覆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颇为可观的。到了汉代“驳议”的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当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草议，可说是写奏议最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和亲者的辩论，贾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领了。至于东汉张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弊，司芝建议再铸五铢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允恰当，可说是通晓奏议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咸为。但应劭博通古事，而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却写得枝蔓纷繁。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尚为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颇有影响于文章的骨力：这些也还各有优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刘勰在本篇调用“议对”来“弛张治术”、“大明治”等，自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发的；对有关作品的评论，多以帝王的意见为依据，这都反映了刘勰的思想局限。其中调写什么必须熟悉什么：“郊祀必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于律。”虽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封建政教服务，但这样不仅有可能把封建政治理得较好一，从写作理论上看，写战争必懂军事，写田必懂农业，这主张以及本篇对“空骋其华”的反对等，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