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前《诗经》的作者所写的诗歌，是为了表达思想情而写成的；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造情来的。怎么知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却勉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造情。为了表达情而写的文章，一般都能到文辞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怀念着官厚禄，却满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的兰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缺乏真诚细致的情。像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不一致，这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语言要有华的文采才能传久远，这确是不错的。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但吴地产的锦绣容易变，木槿虽而不能持久；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刻的思想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二）

因此，写文章时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事理。如果文采浮泛而怪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这就好比钓鱼的人，用翡翠的羽钓绳，用桂鱼，反而钓不到鱼。《庄-齐论》中说“言辞的涵义被过繁的文采所掩盖了”，指的大约就是这类事情。《诗经-卫风-硕人》说“穿了锦绣衣服，外面再加上罩衫”，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周易》中讲文饰的《贲卦》，最终还是以白为正，可见采饰仍以保持本为贵。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现的思想情确定了，才能据以上音节，缀以辞采；从而到形式虽华，但不掩盖其内容；辞采虽繁富，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抛弃不用：这才是既能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术创作的路有三：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不同颜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不同的情而成的。各颜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纹；各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情表达来，就构成优的作品。这是自然的理所决定了的。如《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德经》五千言，却是非常妙的；可见他对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了。会《孝经》、《老》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的；细看《庄》、《韩非》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侈了。如果能够在清与浊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丽姿容中产生来。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本原则。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