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们常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理说可以包《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两，那是晋代以后的事。颜延之以为：“笔”这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来反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岂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笔”了。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可是我看他的论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说的叫“言”，书面写的叫“笔”；说明永久理的叫“经”，解释经书的叫“传”经和传的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下的。

（二）

总之，在创作领域里，方法是多多样的。必须首先注意总，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这样就能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技巧，抓住要来驾驭一切。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行写作，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所以，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来，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后边也难于继续。这样，在内容少的时候，固然无法写下去；在内容多的时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内容多少都会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则是在方法上照一定的技巧，就班地和思想情相合；利用恰当的时机，一般是不会错的。技巧运用得很好，时机非常适合，就可在内容上到意味郁动人，在文辞上也使得气势蓬起来。这佳作，看在里像五彩的锦绣，听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乐，尝在嘴里像的肴馔，在上像芬芳的香草：写作的效用，这算达到极了。千里虽然快，但缰绳不能太长；如有万分之一的差错，那就会影响到千里之行。何况文章各裁的写作方法是多多样的，各方面都要密切合；如果其中有一不协调，全文都要受影响。所以集中在本篇，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不同情况，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必须合在一个车毂里。这里谈得虽很肤浅，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

（三）

（一）

论的总结中提这要求或理想，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为如何创造这样理想的作品所的分论。

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可见事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一般作家心撰文，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样，用心写作的人，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华丰富的人，常常下笔千言；但是文风杂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条理十分清楚；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思想刻的人，写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涩的病。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讲理比较拙劣，而文句却很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刻的写作理，也就不能看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裁，普遍明确各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