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译文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持的，它是存亡治的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法度了；人多势、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就不可能惑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打猎，鸣钟击鼓，竿奏瑟，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持。因此，所谓能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