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不能禁止，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现。所以行事最要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邪，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规律，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分就不能制止，邪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胜”，君主的一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