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财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卖不去，连猪狗都吃人。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十贯钱，而且有饿民。这难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所以下一年的民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十倍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去；而在民间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资不足就肯于价买，故君主应该以价售。用低价收购，用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失财利的结果，臣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价有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轻重之术的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则财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则财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则财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则财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国家有十年的粮贮备，而人民的粮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人们总是相信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这个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了。“租籍”，是制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