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槐往仇歪嘴的边上站立。
弟兄们不知何故,仇歪嘴却明白这厮是什么意思。心里在想,这个鬼精贼滑的东西虽然有一肚子坏水,人还真是够兄弟义气。当即封魏二槐为二寨主军师,弟兄们再行一拜。
县里驻扎了据说是来剿匪的两个营正规军,这些正规军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加强训练。
刘温的家人全都不知去向,这回刘温再剿匪可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是这两个营的正规军营长军衔都比刘温的少校更高一级,刘温的保安团还得听命于正规军的调遣。
棒槌崮,二贤寨,还有独往独来的两界岭尉迟老妖都被正规军列入必须剿灭的对象。不过天天都听说正规军就要剿匪打仗,可一直也没见到正规军真的去与土匪开战。只有正规军的侦察骑兵瞎忙活,探头探脑的东奔西窜。自古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执有韩主席亲笔命令地方加征剿匪捐,军队依照惯例冠冕堂皇的责令政府向老百姓开征。
剿匪捐索要的数额,大到足可以逼死交不起捐钱的小户。小户人家要么举家外逃躲捐,要么典妻卖儿卖女。剿匪捐尚未勒收三成,县里的大户人家都降成了中户,中户降成小户。把个头年丰收富足的卫县闹得是鸡飞狗跳,到处都听得到绝望的哭泣。
县长翟士元主张招安,反对以单纯的杀伐手段治理匪患。他的父亲兄长都是在江西剿共的战场上阵亡,为此翟士元仔细研读了近代历史造反的起因,及时代背景。发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的主张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对立矛盾。之所以会开战,那是军阀与蒋委员长的权力**在作祟而已。从那时起翟士元开始同情因为缴纳不起苛捐重税而被逼迫造反的穷人,为父兄的死叹息不值。
翟士元认为以杀伐手段剿匪,不过是治箭伤锯杆留镞的敷表之举。剿匪就如同使刀切割一个毒蘑菇,就算你有本事将毒蘑菇连根铲除。只要生成毒蘑菇的土壤没有得到改善,照样还会再次滋长出新一茬的毒蘑菇。再铲再生,如同驴走的磨道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倘若政府的官吏都能够严格恪守三民主义的救国思想,注重民权,民主,民生。国家没有了**的土壤,毒蘑菇又怎么会滋生呢?官贪吏酷,却要求草民顺服安贫?岂不滑稽可笑。
在没有更好的治匪办法之前,翟士元认为现行策略应该采取先招安,而后再慢慢教化,改造,遣散。他在卫县行之有效的水利设施完成之后,可以在短期之内改造好南滩上的几万亩盐碱荒地。虽然还不敢就此认为能够将卫县治理成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将土匪改造成粮农还是可以做到的。官廉民和,这才是长治久安的上上之策。
上司对翟士元成天鼓捣水利,截留税捐不上交,省政府已经很非常恼火。本地的士绅大户们又误认为这些祸害百姓的军队也是翟士元招来,更是心存怨恨。士绅大户们的嘴巴只敢咒骂文职的政府官吏,哪个敢去招惹肆意横行霸道的丘八。这些士绅大户早就不满翟士元以死赖硬逼的手段讨要新增加的水利捐,现在又怀疑军队以剿匪的名义向老百姓勒索捐税,也是翟士元搜刮民财的变相手段。
对翟士元最为不满的是儿子无端被囚一年多的钟玉田,钟玉田四下里联络士绅签万名状,将所有的不是全都赖到翟士元的一个人头上。状子告到省政府,钟玉山在省政府里到处去游说翟士元欺压士绅的种种恶劣行径。若不是查明加征剿匪捐确实是军队执有韩主席的亲笔命令,而翟士元的父亲兄长的确都是死在江西剿共的战场。如若不然,仅凭卫县正在推行的新政多处与**主张的纲领相暗合,省政府完全可以定翟士元通共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