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仁商议设法减轻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直咬到了内脏。刽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上肌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钱买他的，一钱银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骂一声：“汉！”⑤

满桂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上。

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仁和兵尚书梁廷栋。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来作证。擅杀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的兵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兵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下升到参将。袁杀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士卒隔在围外。兵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熏心，居然就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崇祯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来。文龙在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分本不运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边的用事太监。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党的案叫“逆案”，捷、史玫劝钢杏忻，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之一。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温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臣传》。他和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