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刘继贵和刘庆堂，比起曾狗留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所在的丝钉厂，生产也一直不景气，开的工资菲薄。两家人的生活不敷，过得的。

曾狗留回到家里，没有脸面见人。他妈已经过世了，他就在屋里同他年迈的父亲怄气。说去的话冲倒墙。他爹说：“狗留啊，你去挑一担吧。”他说：“我不挑。”他爹说：“你在家怄气，也不能让我们死吧。”他说：“我就是挑浇屎壳郎，也不给你吃。”他爹说：“当了两天工人就不是你了，这么不孝顺！不要忘了，你总是我和你妈生的养的！”他回敬他爹说：“生的养的又怎么啦，你们日×啦，啦。”把他爹气得要死。还是他曾巧兰回娘家，知他心里烦，怪了他，又安了他，了一个主意，脆回来地吧，这话说到了曾狗留的心坎上，这才不再同父亲生气。可这时支书已经换成了刘庆河，曾巧兰与刘庆河没有情，就备了礼，让曾狗留亲自去找支书记要地。

那时候，县城传“三大怪”说是“泥路泥盖，吃得起面吃不起菜，女孩脖里缠腰带”这“三大怪”的意思是，主街修的是泥路面，上边蒙上了一层黄泥，下雨时泥搅，天尘土飞扬。县里领导就是下决心治理县城脏差，才横下一条心卖筹措资金的。濒临下岗失业的工人，那可怜的工资收，只够买面吃，蔬菜的价格很，他们到菜市场捡菜叶吃。第三怪有可笑，不知从哪里行到我们县里一时装，女孩们的领上安装上了一条布带，好像是过去我们那里的群众穿大时，束的布腰带，现在吊在了姑娘们的脖里，飘飘洒洒的很好看。

张灵玉因为嫁了一个机关的小长，在棉纺厂了不到三年，她丈夫把她调到了商业系统。现在商业系统也不景气了，生意越越差劲儿。上级提倡“包”字城，一包就灵，张灵玉自己承包了一个副门店，生意得很红火。就在这些工人们下岗失业的那几年，正是生意最赚钱的几年，有经济脑的人，生意只要起步早，都发了家，有知识的人气愤地说：“现在脑倒挂了，卖茶叶的胜过导弹的，拿剃刀的胜过拿手术刀的。”生意的人沾沾自喜，他们说：“摆个纸烟摊儿，胜过当县官儿，全家生意，抵个总书记。”所以，在这形势下，张灵玉虽然不当工人了，反而赚了不少钱。

曾狗留下岗不久，丝钉厂也倒闭了。刘继贵下岗后，买了一辆三车，每天骑着，到汽车站拉人的生意，收反而比工资一些。刘庆堂则小本买卖，磨起了豆腐。我们寨人的豆腐好，是了名的。刘庆堂摆在县城东关的豆腐摊儿，没有几个月，成了“门生意”他据小时候在家吃豆腐的经历，专门开辟了豆腐这一项目，成了名牌，很受迎，竟然比卖豆腐还能够更多地赢利。

续。从此，曾狗留一直单。

曾狗留由于没有经营的资本和脑，才不得不回家要地。刘庆河给三组组长打了招呼以后，组长召开了群众会，说是讨论一下，给曾狗留匀一地。一开始，三组的群众纷纷表态说：“本来咱山里人多地少，哪有地匀给工人老大哥？”大家都不同意。见这个要求难以通过，曾狗留他爹急得要给乡亲们下跪，大家才同意匀给他二亩地来。有了地后，曾狗留他又给他找了一个小寡妇，组织了一个小家。他为了扶植他，还送给了他一个犊。这个犊没有喂多久，曾狗留一时疏忽大意，让贼人在夜里把墙剜了个窟窿，给牵跑了。

十几年来，厂里接连换了几任厂长，每个厂长都在县城里盖了独家小楼后调走了。因为这个厂不是县里的利税大，县经委的领导很少关注这个地方，厂里的财务理越来越混。到了后来，连工人工资都发不下来了。工人们到县里闹了起来，这才引起经委领导的注意，派工作组到厂里清理财务。不清理不知，一清理吓一，厂早已资不抵债了。县里正在对工业企业“砸三铁”银行也不对这个破烂厂投资金。于是，他们把这个厂当试，首先砸掉了。工人们当然不依不饶，反复上访，最终县里同意行破产改革，拍卖给了城关镇的一个乡镇企业。拍卖所得，并没有多少钱，倒是优先给工人们补发了工资，但大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岗位。这些工人只有力气，没有技术，其他企业本不能安置他们，县里只好委婉地让这一批工人回去待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