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硕说：“可不是嘛，打个比方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北京闹，能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省里闹，能省革委；在大队里造反，得再厉害，也不过个大队革委会主任。”

二人越说越来劲儿，又联想到生意，除了善于不善于经营有一定差别外，的位置不同，同样的经营品，位置相差不过几十米，效果就大不一样，有的赚钱，有的不赚钱，甚至赔钱。项明总结到：“咱们从官场外推，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能不能总结成‘座落理论’？”

项明也很有同，想起自己竟然从已经安排好省城的一个科研单位，自己鬼使神差，竟然申请回到一个普通中教书的经历，打了一个寒战。要不是人家史主任、丁主任把自己从学校捞了上来，自己真的恐怕就要一辈教师了。早一留在省城，说不定也能去，混上个一官半职了。忽然到，这都是孙秀娟带累了自己。这个念一闪而过，话题就又转向了其他方面。

钱硕说：“老兄放心，苟富贵，勿相忘。至于贪财，我们家老前辈钱钟书说了，姓了一辈钱，还稀罕钱吗？”

就这样议论来议论去，都颇有心得，有一看透官场，小彻小悟的受。项明调笑钱硕说：“你老弟不能当多大的官，可不要忘了弟兄们。再说你们姓钱的，千万不要忘了捞钱呀！”

说到“省委办公厅一个长当了县的县委书记”时，项明灵机一动，对钱硕说：“我发现了一个带有规律的现象，就是从中央下派的，必定是省级，省委下派的，必定是市级，小一的也要在县级个正职。市委办公室里的这一帮人，兢兢业业地，在单位时，还不如我们在县里，能够吃吃喝喝，他们图的什么？图的就是前程。你看他们现在的级别不，一放任就是县级。”

我们打了。”

他们又讨论了古人“居移位，养怡”的说法，觉得很有理。你看现在的官员，一旦当上了大官，官派就来了，享受了和酒的供养，形象就大不一样。查一查一些大领导们的父辈，有的就是一些老农民，满泥土，一手老茧，一脸沧桑。可他们儿孙当上了官员后，脑满，大腹便便，一也见不到祖宗的痕迹。还讨论了“富易亲，贵易友”的说法，觉得这说法有两重。对于当官的来说，一旦当上了官，老关系就疏远了，官职越大，位置越，原来的亲情就越薄。这是因为“以类聚，人以群分”往的层面不一样了。相对于亲友来说，有时也不能全责怪他们，即使他们不忍心“易亲易友”时，亲和友也与他们不容易接了，自然易他们而去。也说了“级别”这一类的“官本位”现象，不要说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的职称比照行政官员，连和尚、士也要争一争自己的“住持”职位相当于行政上的什么级别。这就是中国特的“官文化”现象，正因为“官大一级压死人”才成为促使各级各类人努力向上爬的压力和动力。

钱硕叫好说：“是这样的，座落理论这个名称起得好，早知这样，我当年大学毕业时，留在省城就好了，发展可能更大一些，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