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住大房子享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反复无常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

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到北平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下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军需大人相信不过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

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火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预支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总算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