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
“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Tolstoi和Andreev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阿,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你不舒服罢?”杨树达君曾经这样问过我。
是的,我的确不舒服。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豫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