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逍遥游”原为《庄》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４〕《颜氏家训》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２〕《大晚报》参看本卷第２４页注〔４〕。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典型为一的。”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新文学书而“反对《庄》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次”的话呢？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与《文选》这两书争吵起来。

〔７〕《归心篇》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５〕义和拳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年（庚）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６〕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佛本行经》。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可以题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８〕丰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浙江桐乡人，术家、散文家。〔９〕《孟》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纂辑而成。

作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