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一八六○年初，报纸上在议论一个地主在火车上鞭打一个里加女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抨击地主的专横。

在焉地问。

“是因为您提的问题暴无礼，可我并不见怪吗？是这样吗？是的…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他带着令人惊讶的天真神情补充说。“因为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特别兴趣，真的，”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接着说下去。“尤其是现在，我很空，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您可以认为，我奉承您，是因为我有什么企图，何况我自己也说过，我有事要找令妹。不过我坦白地跟您说吧：我很寂寞！尤其是这三天，所以很兴找您谈谈…请别生气，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不过，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很奇怪。不您认为怎样，反正您心里有什么心事；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并不是指此时此刻，而是一般说的现在…好，我不说了，不说了，请您别皱眉！要知，我可不是像您所想象的那样的一熊。”

拉斯科利尼科夫神情郁地看了看他。

①指为废除农制作准备的那段时间（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在这段时间里，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是个这么随和的人，您大概觉得奇怪了吧？”

“您大概是，一连几天没跟人说话了吧？”他问。

“您也许甚至本就不是熊，”他说“我甚至觉得，您很有教养，或者至少在必要的时候也能一个正派人。”

“要知，无论是谁的意见，我都不怎么特别兴趣，”斯维德里盖洛夫冷冷地回答，语气甚至好像有儿傲慢“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成为一个庸俗的人的缘故，尽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上庸俗的帽倒是舒服的…尤其是如果你天生就喜这帽的话，”他补充说，又哈哈大笑起来。

说完了这些以后，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得很清楚，知这是个主意决、十分狡猾、决不会暴自己意图的人。

“不，不很喜，”斯维德里盖洛夫平静地回答。“我和玛尔法-彼特罗芙娜几乎从来不打架。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和睦，她对我总是十分满意。在我们七年共同生活中，我用鞭的情况总共只有两次（如果不算另一次，也就是第三次的话，不过那一次有另外的意）：第一次是我们结婚两个月以后，刚一来到乡下的时候，还有现在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您却以为，我是个恶，是个顽固落后的家伙，农制的拥护者吗？嘿——嘿…顺便说一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记得吗，几年前，还是在带来良好效果的广开言路的时期①，有个贵族——我忘了他姓什么了！——还在火车上鞭打过一个德国女人呢，可是激起了公愤，遭到我们全民谴责，所有报刊也纷纷予以抨击，得他名誉扫地②，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就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③（喏，当众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一双乌黑的睛！噢，你在哪里，我们青的黄金时期！）。嗯，那么，这就是我的意见：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表同情，因为，说实在的…有什么好同情的呢！不过同时我也不能不声明，有时就是有这样一些非揍不可的‘德国女人’，我觉得，没有一个步人士能够完全担保，自己绝对不会动怒。当时谁也没从这个观来看这个问题，然而这个观才是真正人主义的观，的确如此！”——

③这是诗人米哈依洛夫（一八二九——一八六五）一篇文章的题目。他这篇文章是对《世纪》杂志一八六一年第八期一篇叫作《俄罗斯的怪现象》的小品文的回答。那篇小品文攻击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托尔乔夫在彼尔姆市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为支持米哈依洛夫，并为托尔乔夫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篇题为《光明磊落的范例》的文章，发表在《时代》杂志一八六一年第三期上。

“不，我觉得奇怪的是，您这个人太随和了。”

“不过我听说您在这儿有很多熟人。您可是个所谓‘并不是没有朋友’的人。在这情况下，要不是有什么目的，您来找我吗？”

“您说我有熟人，这倒是真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接住话茬说，却没回答主要问题“我已经碰到过了；因为我已经闲了两天多；我会去打听他们，看来，他们也会来打听我。这还用说吗，我穿得面，不能算是穷人；就连农民改革①也没影响我：我的财产大都是汛期淹的森林和草地，收没受损失；不过…我不会上他们那儿去；早就腻烦了：我已经来了两天多，可是熟人当中谁也没碰到过…还有这座城市！您瞧，我们这座城市是怎么建立的！一座公务员和各教会学校学生的城市！不错，早先，八年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儿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注意…现在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构造上，真的！”——

①一八六一年的农民改革废除了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