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危险（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刀），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夹堵，当工人清除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状态，迫使他不得不拿他残存的一切力量来应付办公室内的工作。他有许多要求，包括有些质也被他视为“卑鄙”（这是我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最尖锐的表达反对意见的词），比如当时社会保险遭到颇有几分理的攻击，而这攻击遭到新闻宣传的围剿，卡夫卡对此便用上了“卑鄙”一词。故此他在日记中写：“写了一篇支持和反对本机构的诡辩文章”（这一嘲讽，证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文的写作）。

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了无意识的血盆大。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里的只有一直接的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觉。这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苦难经由泰勒制和“线”更是升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另一个理于更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他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度评价。这位先生调指，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调的还有卡夫卡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得并不很，但他的上司却对之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烂，却跑来请求。”

文件的下面这一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兴趣的：

我们的示意图绘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锋刃，每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轴旁如果于对危险的无意识中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刨刀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只手把刨件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或者由于打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刀夹。木块的这推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或劈岔时，当刀减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

假如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