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主席的话,跟着
主席走!听从
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
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
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
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
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
的时候,对那件事
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
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
多么短小,必须
结实、
。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
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
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
情,就一定不会有
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
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
”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
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
意见的时候,他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
泽东选集》。
一篇我读的是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权衡个人的利害与
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
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主席给我的这面镜
,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
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
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
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我怎么办呢?
二、文艺新生命
主席提
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
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
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
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
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
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
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
痪已久,使我没法
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
好过!我以为,仗着一
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
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新事
,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
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
的作品,必会错误百
。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
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
与艺术
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