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神最心的一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的意思：“索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神的人，你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涉，指鹿为，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有的办事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局面。极度混的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女打死。该的不，不该的。其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心是制。这无法无天的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天一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神中看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范蠡、文，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我们武艺不甚。打得多了，艺自然会，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