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外迫于敌，内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旱疫病之行；凡此，无一不为国亡灭之源。

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圆明园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来，从孔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来济世；从五行八卦，到画符念咒作法；从桃园三结义，到唐僧四师徒。集合了姜太公、诸葛亮、赵龙、岳飞、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济公、武松、黄天霸、秦琼、杨家将、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逆。最早反对把孔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来。

当了解国家之意义。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

陈独秀期望培养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魄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宪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之诛少正卯，孟之拒杨墨。

当了解人生之真相。

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

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的文化传统，必须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

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描写过“五四”时期闭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就在此时的四川，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他的名字叫吴虞。

吴虞犀利地指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学说行了勇敢

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发行到成都时，只有5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

吴虞地为《新青年》所引，积极投这场文化变革。他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行严厉的批判。他说：

但是，这一本来并不奥的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数人都到了“撕裂”

呜呼！孔孟之在六经，六经之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在《我之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齿上的新油和旧泥在一起，挂钟上的1234和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中学为、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外国鬼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

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恢张君权，崇阐儒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

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刻反省它的积弊。

“不能革新的人，也不能保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