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答应着，心里知我肯定不会来了。

“我会常来看您的，我的学校离这里很近。”我说，心里纳闷着即使近也是两年中回来看她。

“狗娘养个草狗…”我突然锐声叫。押解萌娘的军代表猛回首，只见我与所有孩一样缄默。待他刚转，我又迸两句更不堪耳的话。如今我否认满野话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没一个孩响应我，一则他们难以接受这话的野和刻毒程度，再则他们并不恨这位军代表，他的一贯正派谦和甚至赢得我父亲等人的信赖，尽家长们对孩们私下里称军代表“草狗”装聋作哑。

她之所以偏我，是因为我曾是个读书，擅长背诵古诗、词、曲，见了长辈就鞠躬的女孩。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她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那时作家协会门矗立着一座泥钢的牌，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常攀上去，顺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尽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的双，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眶。所有孩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

“谁喊的？”军代表朝语录牌走来，以他冷峻威严的目光扫视我们全。没人吱声。我信我的伙伴们不会叛卖我。当他连问几句“谁喊的’而无结论时，萌娘突然开了。

“学校住得挤，就住到这里来吧。这里多静多宽敞！我有个保姆每天专门来给我三顿饭。我叫她烧些菜给你吃吃…”这话她在两个钟内已向我讲了不知几回了。在我弯腰系鞋带时，听她说：“朱先生去了，去年。我有没有告诉你？”她有心讲得很无意。我一双鞋带系了许久，我怕看见她的泪。

那时我怨你，萌娘。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那已太晚了。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心崩溃的批斗。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他们在你上的“人工呼”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极窝的情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来。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睛糟蹋萌娘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军代表不更的计较，继续押解萌娘往那禁闭室去了。我却不住地喊，更更野地喊，不知何故我已泪满面。我看见了萌娘为我的鄙而痛苦的表情：那表情全在她那不时战栗的背脊上。

“…那我就叫保姆把房间收拾来，你哪天来都行。我看，你最迟下礼拜一定搬来。”

怎样才能向萌娘讲清我自己，难我能如实告诉她，某个夜晚，当我从睡梦中惊觉，那位貌似正派的军代表正矗在萌娘床前，而覆盖她的被单被撩到了一边？…我哪里是变了，我是被毁了——在萌娘的奥秘、尊严、贞被毁的同时我也被毁得不剩什么了。想想看这有多么残酷：让个九岁的女孩顷刻间认清了太多的人之无耻和丑恶…

我突然起告辞。萌娘手里的杯盖顿时落在杯上“叮”的一声，冷清的客厅回音四起。“就走吗？”我想我这一走下一位客人不知多少日后才会来。现在没人知萌娘了。若着谁回忆，大概唯一能被忆起的就是她的自尽。

搏斗过。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冲着无知觉的她又喊号又挥着拳时，我只是住遮盖萌娘的那条被单。那一刻，九岁的我对人这东西看了个透。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每人只要往臂上个红臂章，或在这里贴张标语，喊喊号挥挥拳，他就有借在此地逗留，直等到那条被单被貌似正当的理由揭去。我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到脚细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小穗，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个野孩。”她依旧斯文典雅、慢条斯理，似乎从未经历数不清的游街、批斗和自尽。“讲这野话，别说你父母，我也为你羞死了。我为你无地自容。”

我的谩骂最后变成了号啕。至今我还忆得我那败尽书香门风的大哭。我让萌娘无地自容，而在此之前，由她那不彻底的自杀引起的恶劣故事，以及故事所展示的人之恶劣早让我无地自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