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把阿书扯来。

后来安德烈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很激阿书，她给了他很大很关键一个机会，让他把他逗乐的天分、语言的天分展示给了我。

邂逅安德烈的当晚十，我正喂米莉芒果布丁，电话铃响了。米莉手里握着电视遥控，一听电话铃就立刻摁哑了电视。老贵妇最的事就是接电话，最大的幸福就是接着了儿的电话。一接电话她颅的摇颤幅度就会加大许多。我替她端着话筒，她嘴够着送话，以假嗓说了声哈罗。米莉只剩下了假嗓，她在八十六岁那年再次度过一次变声期，真嗓在那个时期失去了。她摇摇得轻了，对我说，是找你的，宝贝儿。刚才那阵激动使她把一匙芒果布丁摇得满脸都是。老贵妇向我使了个风说：嗨，是个迷人的男中音。

他看着大败给他的阿书，哈哈直乐。我庆幸除了和阿书琢磨用靴掉他，还没讲他太多坏话。我发现自己也跟着他在哈哈地乐。阿书的下场很可乐，但我主要是想让他明白，我是他恶作剧的好观众。

“你看，我已经重复五遍了。”我向特务福茨偏着脸张开两个掌：“我只记得我和维斯是在地铁站相识的。”

我已经猜到是谁。我对着电话那的他说：很意外这么晚接到你的电话，维斯先生。老贵妇米莉看着哑电视看得很神。我仔细地把英文讲正确，讲得懂礼貌有教养。米莉不喜我在她面前讲她不懂的语言。

他又说：那件事在北京没发生过——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把我和你在北京曾见过面的事忘掉。尤其忘掉它的地：北京。

他的中文完全是国句法，变得难懂起来。他一个劲儿叫我忘掉我本来就早已忘掉的事。我痛快地答应了他。我说：好的，忘掉它。

好的，我不问为什么。

后面面孔：这是我爸爸教我的。他一字正腔圆的中国话。

我只要改说中文。米莉上摁一下遥控，电视上的人们上恢复了声音。我看她一，她在赌我的气，正一儿一儿提升电视的音量。

我不时抱歉地笑几声。我的确有一件羽绒服，绿得像邮筒。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晚会了。晚会突然在那个冬天变得很盛行，晚会上总有些国人或欧洲人。我不愿让他失望，便说：噢，想起来了！那时你在北京工作，是吧？

他却说：把那事忘掉。

好的。可是为什么？我其实…

别问为什么。

就是在北京的圣诞晚会。那个晚会从来不存在。

谢谢你。我打电话就为了得到你这个承诺。但这个电话你也从来没接到过，明白吗？

我看见阿书的脸先是一红，再一白，她肯定也看见了我脸的变化。

哪件事没发生过？

啊呀！…阿书用掌捂住半张开的嘴。

理查·福茨送我来时，已近中午。

我说把什么事忘掉？

他无所谓地说：没关系，你又没说错——我是穷的。国外官，也就比邮差阔那么一儿。

这时米莉已不去看电视，不可捺地看着我。这个一向很乖的中国侍女今天居然当着她的面讲了这么长时间的中国话。她摇摇得极轻极轻，因此轻微摇颤的使米莉恢复了她原有的尊贵和傲慢。我赶转回到英文上来。

我见过你。维斯先生说：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见过我这么个人？那时我瘦些？…他讲着畅的中文。一年前的圣诞节，在北京，很大一个圣诞晚会？一个穿绿羽绒服的姑娘，一条灰男式围脖，罩一直到人群里，才脱下？…

就是很难碰到的那类。

我走杰克逊街×××号的时候，天铅灰，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雪。气温很，不怀好意的。这是芝加哥一年中最灰暗的几天。人群像是从大卫·帕克画中走来的。匆匆的各靴上渗着灰白盐渍，半个秋天一个冬天，他们的靴就这样被化雪的盐饱饱地浸泡、腌渍，成了城市最难看的一个层面。

从办公楼里来烟的男人和女人们，缩着颈站在角落里，每一大烟，脖更缩得些。他们或许知或许不知他们自己有多么难看。但我到，给他们看到里的一切，一定更加难看。我突然到一阵恐惧——我是这丑恶景象的一个细节，因而他们阔大无边的厌恶包括了我。我也是他们广漠的痛苦、无奈、无趣的诱因之一。在他们冷漠呆滞的灰、蓝、棕睛里，我要对这么难看的街景负一定责任。正如九十岁的贵妇米莉认为，大多数潜国的移民要对日益俗的民风、市容负责。

我说：别担心，我一定忘掉那个晚会。

安德烈说：那好，就不多打扰了。你知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跟你打真不费事。你大概是个不费事的女人。你是不是？

请讲中文。他说，声音听去非常正。

我笑了：哪类女人你认为不费事？

他的中文词汇被英文思路英文语法串成句，听来有陌生的趣味。我们用对方的母语谈，不断现的意外的理解和误解使我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