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农民还是认实在的东西。三年过去，调我去教书。跟着开始选调了。我知自己怎么回事，不争，争也没用，我没资格。两批好的都选调走了，到第三批，我们小组除去女的，就是带残废的。我们那个组长呢，就是刚来时说我不好那个带队的，反倒没选上，听说他爸爸是个小业主，再加上什么事闹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选调走了。到了这里一个大城市的铁路局，先到站上当搬运工。这就好多了，虽然累，可是没熟人，谁也不知我，混在人中间，大伙一块于活吃饭睡觉，还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间没距离那滋味吧。

在这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码得维持生命，维持生存，维持我自己在社会上一个地位。我自己应该和别人享受同样的。看到那些同学趾气扬，为什么我不行，我比他们缺力缺能力还是缺乏智力？就是因为我先天不足的这个。我恨我这个，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压着我，我不服，总想争回这气。到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说我们家实在没经济力量接济我，就报名参加了。

住弟弟和我自己。这误会到现在好像并没完全消除。五块钱完了，就着再去找红卫兵，还能要回来，这钱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们分清，只能这样。

这时有两个女孩对我好。一个比较外在，一个比较内在，她俩的关系也很好，好得简直有形影不离。

过后叫我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我是老三届中生呵，教书绰绰有余。到了中学，让我什么我就什么，开会时很少说话，我没发言权，没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角旮旯，因为我知自己低下，这世界叫我活着就不错了。但在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还是尽量争取好。我矛盾，有时灰心丧气，有时不服这命运，总想使别人看重我的价值，总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尽在受尽屈辱的地位上到这些很难很难。好像要在激中央，立一泥。

我去边疆，离国境线还有二十里地，好荒凉。一到那儿就觉得终于把那倒霉的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组带队的，把我的说去，还向大队党支汇报了，大伙一下全知了。怎么办？拚命活吧，就这一条路。农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说到底还得活，活就有饭吃，能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们是在生存线上看待一切。好，你能我就能，你能四分我八分，你能五分我十分。背着，咳着牙地，我要在农村立住脚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亲，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说我没家。唯一分红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给家里去。只要大队叫我的事，再苦也。大冬天他们叫我去刷大标语，在墙上写术字，刮着西北风，内蒙的西北风比这里厉害多了，我就穿件军褂，攥刷的手冻得张不开，写着"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好"，心里真不是滋味。连件棉衣也没人借我保一保温。要在内蒙这块大野地里站住脚也这么难？我这还不是诉苦，还是说我的境。

这个比较外在的女孩很能，健谈、有脑，我同她说得来，越说我们关系越近。原来我们还是一个城市的。一次我问她家住在哪儿，她一说，吓我一，万没想到她就住在我们最早被轰来的那所房，她家就是那个，她就是那的女儿，你说多么巧，简直有戏剧了。再问她，她还是个双料的家，父母都是相当级别的，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个红卫兵，抄家的红卫兵，还是个红卫兵。我要命也不会想到和这样一个红五类朋友，和一个女红卫兵谈恋，这倒是带劲的。我动了心，我想我是没有之日了。人人都说我是狗崽，但我这回偏要看我是不是能和这个红五类结合。如果结合了，看看到底

可是一天，说要挖防空。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说，一分不好的上山采石，一分好的留下挖防空。跟着要名，不好的站来。我想，坏了，要馅了，脸"刷"一下了，也抬不起来。结果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来，也就亮来了，又完了。的影到哪儿都跟着我，看来这辈别存什么幻想了。上山采石是先用火药炸，再拿大铁丝兜住石，使腕的大扁担挑，挑下山，走板，到车厢里去。我在农村锻炼过，这活我都能。可是真比这石还重，我到有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