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顶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士共才过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干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绘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生出来时，奶奶说，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头，就叫他石头吧，叫石；正好搞专案的人姓石，他贴大字报，说给孩子取名为石，是记着专案那段事，记着姓石的人的仇，这个名字叫不了了。后来说叫东东，又不让，说你是记着"东方红××厂"，不行，还得改。我烦了，也犟起来。后来人说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个记号，干嘛让他们没完没了呢？也省得他们找麻烦了。我就说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时候你干什么他们也找你麻烦。反正怎么也不对，都能找到错。我会理理发，会裁衣服，因为没钱，全用手给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块干活儿的同志就说让我帮着做，做不好看不高兴，做好了是奇装异服，还批判我。我给理发也是这样，剪不好看说你不卖力气，剪好了又批判我，"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饭盒儿，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说我划不清界限。那时家里东西全抄走了，连暖壶都抄走了，又没钱买新的，这些旧饭盒能扔了不用吗？

生小冬那时候，连被褥都不给一条。我和刚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铺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头底下，让他离我近点，也让他享受一点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心诚，他会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说下个月要临产，不能来看我了，我那心里真像翻了五味瓶啦，真说不出是嘛滋味。这消息对我太突然了，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给妻子和出世的孩子能带来嘛呢，只有让他一出来就是反革命小患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太恨自己了，觉着太对不起他们娘俩儿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写的，根本不知道家里抄成那样，亲戚全不认人了；她父亲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么帮她，一个月全靠她十七元学徒工的工资，那日子怎么过的呢！你想，十七块，好几口儿，还外带给我买点烟呀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