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主要因为一些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到在农村里真正捣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本就不敢捣；不捣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起来自己上楼念书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也叫"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厚，他读英文版的《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啦…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好，没辫，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也累的，喝酒明。炒三两个，中间有个茶缸，倒白薯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来了——这天收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重活你的了吗？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四清"，也叫"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麦。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他们为了把麦地净了，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这是惩罚呀，咱们本就不了哇，连夜地呀，我就动摇了。

开始的时候，咱们本就不知"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系里，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鬼蛇神》社论之前，还只是贴了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斗争就开始啦，再不真落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书记总压制别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

到了一九六五年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搜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情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