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传》呀，《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添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插上定资派网，再插上地富什么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讲两旬，那底下妇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叼着烟袋出来一个，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那辈的事都知道，你祖爷爷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证出来。所以那阵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办啦。再有，长期对知识分子有个偏见，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认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辩，不好斗，群众关系不易弄好。这几条说老实话对我的评价也是够准确的。我在公社中学教书时赶上"修教路线回潮"。有一次班上有个女生没上课，问她，态度还特别蛮。说，昨天我吃干饭去了。"吃干饭"是那里的方言。谁家娶媳妇大家随几元钱份子就到人家吃饭去，叫"吃干饭"。农村平时吃不上白米饭，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说你为顿饭就不上课，怎么那那么没羞没臊呢？没羞没臊是我老家的口头语，搁这儿就相当重了。那女生哭得没完没了。好家伙，这可坏了，当时正是闹"黄帅事件"啊，好多同学围着我批我哟，学校领导逼着我一次一次检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线"的典型了。师道尊严啊。我这命运始终跟"文革"连着。"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连上，学校农场有八十亩地，校革委会主任说你种地去吧。我就把铺盖卷上去农场了。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莴笋和菜花，倒也不错。可是到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还给人家，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本来林彪事件一出来后，说老实话，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感到好多过去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祟拜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但那时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变。那阵一看报纸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呀。这时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