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宁。

中華民國這部運是從辛亥起義交進，至今尚在盤桓。而汪先生是“雲雷屯，君子

以經綸”又那易經里亦真有好語、“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中華民國是為了將來要王天下，故抗戰之前對日本隱忍，且在抗戰之中亦仍

有一種謙遜。汪先生的和平運動亦只是存的謙遜之心，幹的平常之事。

單這謙遜而平常即好。不必更說當年汪先生若得伸其志，將不致有今日共產

黨的禍亂。因為成敗自有天意，不是這樣簡單。亦不必更說當年有個南京政府，

淪陷區的百姓到底減少許多苦痛，因為日本軍的暴虐總有一記好擋，而后來汪先

生被掘墓毀屍，南京政府的人皆被判漢奸罪，民間卻仍寄與思慕。但中國的歷史

沒有基督的十字架，那樣要為人贖罪的傲慢，卻是要清潔得多。汪政府的人被審

判時多是承認自己錯了，還希望寬大，但是不覺得有罪惡的重荷，惟犯法是實罷

了，此即仍是那種謙遜與平常。而連錯亦不承認，且終不悔恨的，恐怕只有汪先

生夫婦及我，雖然我于中途離開了汪先生。但這些都是后話。

卻說南京當年對日本的交涉，我是既不參加，亦不打聽，而我當機關報總主

筆，宁願不知道的好，因為不知者不罪，反為寫文章可以強硬。但汪先生總隨時

把交涉的現實說給我聽，他這樣待我好，我當然亦歡喜。一次汪先生提起我的那

篇文章“戰難和亦不易”，很感慨，他道、“這次的和約，日方本來還有許多要

求，我說日本是與中國講和，並非說得了汪兆銘即可，我縱使答應亦白白的，因

為中國人民必不聽，所以我不能簽字。”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后，兩人兩盃啤酒，一碟海苔，

稍稍閒談。我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為軍隊的事情，汪先生衝口而出、

“剛纔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並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

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

樣激烈。

又有時是與汪先生喫過夜飯，到庭前階下乘涼，月亮在短垣上出起，汪夫人

自與兒女及陳國祥兄弟在說搭的涼棚，我則與汪先生隨意說話。我提起李鴻章，

汪先生道、“我的情形比他難。李鴻章議和，他背后的清廷是統一的，如今卻蔣

介石在抗戰。”汪蔣雖分離，但兩人尚久久在人前背后提到對方仍用敬稱，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