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并不以为然。在这种场合，他是不需要发言的，只要把脸上的表情做得没有表情，再把会议记录做好，也就可以了。

陆海风大会上做报告也好，小会上做指示也好，也是很少说这种绝对正确的空话的。他习惯在明确方向的前提下，采取提问的方式，给人一些具体措施的建议。李检的话说完以后，何其乐在记录本上一字不落地记下了海风书记的讲话：为什么会“前腐后继”？前面的局长倒下了，后面的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堵枪眼，为什么？他怎么会那么“勇敢”？我们怎么会那么被动那么“无奈”？为什么要等到出现了腐败再去打击？这里可能有我们考查干部失察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小平同志说，一个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减少坏人做坏事的机会。这话让人深思呀。所以，当务之急，是规范权力运作监督，是防患，从源头上反腐，能不能真正做到透明行政？比如说，任何公开的会议是否都可以让老百姓旁听？政府文件、重大决策是否能对外公开，最广泛地接受社会监督？可不可以将领导干部的财务状况，配偶子女的工作状况，完全彻底地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到底应该怎样整合社会所有的力量，整体预防腐败？

何其乐知道，陆海风的这些意见或建议，不可能很快得以落实，甚至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陆海风也好，甚至执政党也好，要对抗的除了制度中的弊端，更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处事观念和行为方式。“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如今，要升官，要调动，看个病，升个学，最优选择不是什么按程序办，按制度办，而是找关系，求关系。在官场中，所谓的“干爹”“同门子弟”“老乡”“部队战友”…都是以“情”以“义”以“关系”作为媒介来诱导、来联结的。这种潜规则，不仅是官场中人的心里默契，就是社会中的各色人等，在利益算计与索取时，也无不以此作为约定俗成的行为选择。相反，你要不搞这些，你就会事倍而功半，别人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你拼死拼活也得不到，你很快就会被社会淘汰。

要帮李明启，除了让他下去做社会调查，弄出几篇所谓惊世骇俗的文章，难道真的没有更好、更直接的办法了吗？这个办法是不是太书生气了？还是你心里压根儿就没有真的下决心要帮他？

李明启如果找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先替他穿针引线，而让他自己去跑。科长也好，处长也好，厅长也好，据说都是明码实价的。何其乐早几天周末上街打的，跟的士司机聊天，问他是不是在部队干过，没想到马上博得了的哥的好感，说他会看人，有眼光。前部队副连长告诉他，他本来可以转业到县税务局工作的，条件是得花十几万打点。何其乐问他不打点会怎么样，他说不打点你就去不成，就那么几个好点儿的单位，排队的人有几十个上百个，凭什么给你？可是，真要打点，你敢吗？你如果去了，这打点的十几万还不想办法捞回来？怎么捞？还不受贿索贿？不被发现还好，一旦发现，就得家破人亡。但我不去，有的是人抢着去。那些人想不到这个情况吗？当然想得到，别人就是冲这个去的。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怕，别人不怕。大家都这样，谁怕谁呀。你看着吧，他不捞才怪哩。他不捞，他原来的投资怎么收得回来？他靠什么还当初借的钱？瞧，这就是咱们的社会。

的士司机想到的问题，何其乐当然也想得到。但他心里对人对事的看法，总算没有那么悲观。社会问题很多，但社会一天一天也在进步，却也是事实。

回到李明启的事情上。他觉得做这种事情，总得有工作成绩做底子，再多少加点润滑剂，才能顺理成章。纯粹的买官卖官有没有呢？他不敢说。但要他自己参与这种事，却无论如何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