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倒未必专指那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行径。弗罗姆在《占有或存在》一书中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态度，它现在学习、阅读、谈、回忆、信仰、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中。据我的理解，凡是过于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目标者，即可归此列。因为这样实质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占有，必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四

五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我们迟早要把它还。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了，这真实人生就是-既包容又超越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验。

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迫的心情和执著的努力，把这一切追求到手再说？

我相信一切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换句话说，悲观自有其刻之。死是多么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这只能用怯懦或糊涂来解释。用贝多芬的话说：“不知死的人真是可怜虫！”

可是，一味执著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

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一句：“只知死的人也是可怜虫！”真正刻的灵魂决不会沉溺于悲观。悲观本源于，为了又竭力与悲观抗争，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创造，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不过，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光看待这成功。如果一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由于只有一个人生，颓废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堕悲观的渊。执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占有的望。两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两者之间，确切地说，是包容了两者又超乎两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统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虚无，又用零否定全，以约束贪，智慧仿走着这螺旋形的路。不过，这只是一简化的描述。事实上，在一个人生而又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观、执著、超脱三因素始终都存在着，没有一会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也业已涅成佛，不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世再，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超脱。

199010

超脱是悲观和执著两者激烈冲突的结果，又是两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圣叹因批“西厢”而引发了一段人生悲叹，但他没有止于此，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读到他批的“西厢”了。他太“西厢”非批不可，罢不能。所以，他接着笔锋一转，写：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么“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则今虽犹尚暂在，实非我也。”于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误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误而供我之挥霍可也。”总之，我可以让那个非我者去批“西厢”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这个思路，巧妙地显示了悲观和执著在超脱中达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观，也有执著。我愈执著，就愈悲观，愈悲观，就愈无法执著，陷了二律背反。我脆把自己分裂为二，看透那个执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执著。执著没有悲观牵肘，便可放手执著。悲观扬弃执著，也就成了超脱。不仅把财产、权力、名声之类看作外之，而且把这个终有-死的“我”也看作外之，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