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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写作成了我们在尘世的一桩事务。这桩事务又派生了许多别的事务，于是我们忙于各谈话：与同行、编辑、版商、节目主持人等等。其实，写作也只是我们向公众谈话的一方式而已。最后，我们脆抛开纸笔，直接在电视台以及各会议上频频亮相和发表谈话，并且仍然称这为写作。

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的作家、学者中现了一批各特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某独特的神历程，因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观也许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时是他们灵魂的变化。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变化评论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这些变化组成的他们的神历程在我们前无不呈现为一独特的神景观，闪耀着个的光华。可是，今日的英们却只是在无休止地咀嚼从前的英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上几句话而自豪。他们也在不断改变着观，例如昨天鼓革命，今天讴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这些变化与他们的灵魂无关，我们从中看不到神历程，只能看到时尚的投影。他们或随波逐，或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也无非是随波逐的夸张形式罢了。把他们先后鼓过的观搜集到一起，我们只能得到一堆意见的碎片，用它们是怎么也拼凑不一个完整的个的。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经不胜慨地向我诉苦：他忙于应付文债，几乎没有息的工夫，只在上厕所时才得到片刻的安宁。我笑笑说：可不，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厕所里接待上帝。上帝在厕所里——这不是一句单纯的玩笑，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厕所是上帝在这个喧嚣世界里的最后避难所。这还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厕所里也无暇接待上帝，依然忙着尘世的事务，包括写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于对法西斯的义愤加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在回顾这一经历时，他指责德国人说：“你们迫我了历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鸟儿的歌鸣。可是，历史有一意义吗？”针对这一说法，萨特批评：“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历史和历史是否有意义，而在于我们已经在历史中，应当给它一我们认为最好的意义。”他显然没有懂加缪苦恼的真正缘由：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的思考被外的历史事件打断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的历史中，因而很难理解一个沉湎于内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把一个作家不为发表而从事的写作称为私人写作，它包括日记、笔记、书信等等

对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来说，托尔斯泰式的苦恼就更是一陌生的东西了。一个活着时已被举世公认的文学泰斗和思想人，却把自己的私人日记看得如此重要，这个现象似乎只能解释为一个人癖好，并无重要。据我推测，今天以写作为生的大多数人是不写日记的，至少是不写灵魂密谈意义上的私人日记的。有些人从前可能写过，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写了。想要或预约要发表的东西尚且写不完，哪里还有工夫写不发表的东西呢？

，它们的酝酿和形成恰好是他的灵魂的秘密。他的作品并非要破除这个秘密，而只是从这个秘密中生长来的看得见的作罢了。就写作是一个神事件，作品是一神产品而言，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和秘密便是写作的真实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问题和秘密会引导写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经勘察的领域，发现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仅仅属于他的世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样的问题和秘密的人诚然也可以写什么，甚至写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传授知识，发表意见，报告新闻，编讲故事，因而不过是教师、演说家、记者、故事能手罢了。

我相信萨特是不为自己写日记的，他的日记必定可以公开，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开，因此他完全不会有托尔斯泰式的苦恼。我没有理由据此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作家。不过，他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无不散发着烈的演讲气息，而这不能不说与他主张并努力实行的透明有关。昆德拉在谈到萨特的《恶心》时挖苦说，这小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可笑服装，就好像一个教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开心，决定用小说的形式上一课。的确，我们无法否认萨特是一个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