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已去，我老了。

你们被命运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谢他们。

正因为我有这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台湾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恶痛绝——我是伍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服。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币，两人各占一面…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资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学术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咸同光时代》、“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ZhangBinglinandRevolutionary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环顾中国，两者兼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GEMOUNMASKED：Chiang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图、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史料方面，尤其在新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来，完全可到每一事件都论定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李敖之右者。不过，中不足的是，尽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