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烈。蒋介石历其境，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国情，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民族主义”人的国情，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恶痛绝，而对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国托，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本利益，也符合他本的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党国是“”“”之不存“”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以革命标榜，实际行动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论？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义则不可复问矣！”这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这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独裁者的工。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下，他仍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