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党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二九）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压之下一口“吞”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露。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七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二十三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二十六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四）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选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七月三十一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五）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选（见同书，页六三七）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页四五七至四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