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版《领袖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持》文中说：

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我们从《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先生》，说是“运用了特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传青史的吧？“徐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托车、警笛、宪警开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队接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劝，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在危城中，虽有专机“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者三次，无法前，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转现轻松”令李大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笑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反常以及与其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就在这要关，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于途的难民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怎样，蒋氏父到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者三次，无法前。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里，并没下车步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