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老谋算的国际银行家也知，在被大革命激发国情的中国人民面前，简单暴地直接面涉，实在是成本昂，得不偿失。要稳定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还要靠国际银行家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买办阶级。

虞洽卿立刻起立致答词：“我们（指在场华商）通通十分知这个非常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地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火焰…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接着虞洽卿话锋一转“但坦白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洋人必须多少承认“族平等”和“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通天的虞洽卿，对于急于镇压中国革命的国际银行家来说，正是“面试”蒋介石的合适角。

奔孙中山。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局董事会人员就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的大人们在大华饭店聚餐。照中国人的传统，在饭桌上解决问题。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16】。工局的国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辞称：“我等乃诸君之东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17】在餐会主题演讲的工局董事会主席费信惇，单刀直主题：面对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势“想对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动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国共产党）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极端的轻信…以谋他们的好和我们的好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领导，以区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对他们加以领导）。”

而此时中国的买办阶级最大的利益诉求则在于向国际银行家要权。国际银行家的在华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权力当局是租界工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买办、江浙财阀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局照章纳税。然而才注定是不能与主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这些大买办、财阀在工局里本没有一席之地“朝中无人”则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据“无代表，不纳税”的资产阶级共和原则，这些买办阶级早就心怀不满了。

在大革命狼的冲击下，国际银行家们的等大事，就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绞杀中国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后，英国驻大使立刻向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在那里（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在通商岸的地位和权利会全损失，我们政府考虑以一切力量来保卫作为英国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们忱迎国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协力合作。”【15】就在1927年3月，为了保卫“（国际银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军有17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军3500多人，法军2500多人，连同租界工局武装“万国商团”和巡捕等，帝国主义武装共达30000多人。

三个星期之后，上海公共租界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会破天荒有三位华董参加。此后，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局董事会的一个席位，其他的华董中还包括江浙财阀系的旗舰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这显然是笔易，上海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和江浙财阀就用这样的价码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国际银行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