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对士兵非常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虽被俘，却曾力挫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司迁，夏（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最有价值的史书。

诏狱法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目旨意的判决书。司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级官员，只要陷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叛，立刻就被投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法官何尝不知那是死人的用，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也立刻被投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二司迁·路温舒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泪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分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五十二万字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不司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然而，当这著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迁的意见，司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著，他的苦心使我们谢。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迁，受到酷刑。

在幼年的时候，司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传记式的通史。

诏狱法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去，包括各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了的亲王、宰相、长，当敢如此残的任意戏，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系

司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军法系统。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迁囚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死刑。司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割除。

已。匈汗国竭力避免与中国决战，希望积小胜为大胜，使中国疲惫。这情形，维持四十年，直到本世纪（前一）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