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

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烟的人。但是，我也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所以，现中国知识分最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的，无非是“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也。”

庞然大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接一的唾吐向他们的脸上和上。

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刚。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神境界，为历代士人山仰止。

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贵的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得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罪者都必须佩这样一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

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烟者”的牌，站在医院的院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

沉默是一消极的自由。

今年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被迫为孩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重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涕的、考试成绩不佳的孩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天下是天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烈的掌声。在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大的铁手腕，两手叉，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要伟大。

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规范化的监视，一能够导致定、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

当这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