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文化素质，报道没有指出孙天帅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约是不便提及。大学不是树贞节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贤词，它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炮制”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为贵。道德、品质、气节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缺乏的东西，假如把它们当作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时，它们自身的价值也就被颠覆了。因为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有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人有道德而无知识，有人既无知识又无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我们不能说：有知识就拥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传授知识的大学是要靠考试进入的。当然，我们不妨为品德高尚的年轻人们办一所道德大学。

当一位学者的创造力枯竭的时候，他便使用“学术规范”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和捍卫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将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师诞生以后，他便成为某种“规范”这是背叛他的学生们的杰作。学生们本人成不了“规范”只能依靠这些“规范”混碗饭吃。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突破“规范”的行为当作打破他们饭碗的行为。于是，突破“规范”的年轻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爱因斯坦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几年前由卡尔·波普尔推广的：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用来评价某种理论的科学标准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据此来检验每种对该理论提出质疑的新体验的精确性，而恰恰相反，在于人们可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出它的错误。为此，科学中应该具有缺口。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也完全一样。

我不喜欢读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我写学术论文时总喜欢“出格”寂静无声的学术界，有几个淘气的孩子或齐天大圣，岂不有趣得多？

从不谈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击。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滔滔不绝地谈国安队，我却一言不发。他开始眉飞色舞，后来脸色阴沉下来，心里也许在南咕：居然有这样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机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几块钱，就因为我不谈足球。

人人都在谈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们也着魔似地加入进来。我仍然不谈足球，因为这是我的自由—一别人爱干什么，绝对与我无关。

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出版后，罗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给他说：“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在你的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说过，我已经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学。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校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

那种能够穿透一个外国人的皮肤的精神与气氛令我神往。那是一个鸟儿在天空中飞翔，鱼儿在江水中游的时代。他们的血液是鲜红的，他们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的声音是清脆的，他们的心灵是透明的，他们的头发是冲冠的，他们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惭愧，我们一无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于，他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当我认识到这种有限性的时候，我更加痛苦。

社会封闭，图腾高悬。

社会开放，图腾崩溃。

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沉默意味着一种恶劣的态度，一种异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会里，沉默仅仅是不作判断，有那么一些保持不作判断的姿态的人，整个社会的判断才有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片茶叶一旦曝晒在阳光之下就会变色。这是远离孤独的保护、背叛孤独的惩罚。只有蚂蚁才喜欢成群结队，并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孤独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写作是孤独的分泌物。

聂鲁达说：“孤独培养不出写作的意愿，它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嚎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何必让人理会呢？放不下桂冠诗人架子的聂鲁达，不敢在孤独中写作，因而被博尔赫斯视为名利场中的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