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笑里藏刀，说谎天经地义，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30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这有时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全心全意来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待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油，内心敦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入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与巴金相比，钱钟书先生更加腼腆。钱钟书的腼腆是由狂与真结合而成的。“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谁不想上去露露面呢？可钱钟书却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几个学生轮番上阵劝说，他也丝毫不动心。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对巴金与钱钟书这样的文化老人而言，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的全身心的投入；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泊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