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