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光十因家或离开同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仕观思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自希特勒政权一诞生，叛徒们就不绝如缕。受纳粹迫害的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勒伯尔、洛伊施纳、米伦多夫、赖希维因和蒙巴赫等人组织了秘密活动小组。神职人员中，加伦·福尔哈贝尔和武尔姆主教，公开谴责大量杀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灭犹太人。

公开的背叛出现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印刷了大量传单，他们不愿再“为一个党派的卑劣的统治本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国青年的名义”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把他卑鄙地从我们这里骗走的德国人最珍贵的财富，即个人自由还给我们”兄妹俩在散发传单时被捕，于1943年2月22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处决。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造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处”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这批国防军将领的背叛，多半还是出于未受毒化的“爱国心”；相比之下，哲学教授胡伯的背叛则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