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

诗离我越来越远了。诗像玻璃一样，太容易破碎。而与邪恶面对，你必须拥有坚强的质地。

我也喜欢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水银一样的密度，又像水银一样流动着。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火》，灵感来自于鲁迅先生的《死火》。后来，我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中最后的诗篇就叫《火与冰的泪水》，这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它说明在人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妙的连结纽带。

最近，我还看到台湾诗人洛夫的一首诗歌，也描述了近似的意境。他的诗歌中虽然没有"冰"与"火"强烈的对立，却有"水"与"火"的明显比照。不妨抄几句给你：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

望向一条青石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