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