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戏《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拼在一起，让张羽替柳毅和龙女传书，结果却用风流色彩把原来两剧中的坚毅精神减弱了，变成了一部以奇特组合方式构成的纔子佳人戏，炫目的外彩包裹着平庸的实质。这还算好的呢。在其它剧作中，或者一男二美，妻子热心为丈夫娶亲；或者一夫三妻，丈夫由奇丑而变为俊美，博得三位妻子的喜欢；或者美男丑女、美女丑男互相错位，最后又丑丑相归，美美相合；或者妓女守节，终得佳夫，纔子持重，终获美眷；或者皇帝恋妓，几经周折，册封爱妓和貌似者为贵妃…这样的“风流”竟然还能与道学结合起来。写妓女纔子互相等待的戏，李渔也要他们褒扬成“一个矢贞不嫁，一个守义不娶”的“义夫节妇”写皇帝热恋妓女的戏，李渔也要插入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竟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立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道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流的途径达到，别看他写得那样滥情腻人，他还是在挽救世风、帮助社稷呢。《凤求凰》一剧的尾诗写道：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

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狼荡舟。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李渔的这种追求，恐怕是既要引起那些正规的道学家们叹息，也要引起那些认真博取情感的“风流纔子”们的不满的。

但是李渔偏偏要把两者拉在一起。勉强吗？显然十分勉强；然而当我们用冷静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一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这种勉强中又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李渔在有意识地表现这种必然性，不，他不会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他只不过是在不掩饰的自我袒示中让我们看到了体现在他身上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到李渔的时代，封建道学已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滑稽性。封建道学想管辖住伦理世风，结果，僵硬的道淫靡的世风倒又能在僵硬的道学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和维系力。到清代，这两者的交融沟通不仅已具备可能，而且已成为事实。信奉道学者可以不避恶俗，沈溺色情者也不妨宣教说法。李渔用剧作记录了这种重要的社会信息。无论如何，这是道学已经在逐渐失去自身依据的一种标志，而任何逐渐失去自身依据的对象，都会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滑稽。

这是一种在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滑稽，而不是在艺术表现上的滑稽。诚然，李渔所写的都是喜剧，由于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味，精通喜剧法则，了然观众心理，所设置的喜剧冲突和喜剧场面都颇为热闹，容易产生演出效果，一个个误会，一次次巧合，一层层纠葛，缠夹搭配、相映成趣，是可以使观众发笑的。他的有些剧作如《风筝误》之所以能轰动当时、传之久远，也由于此。然而，在这种表层的技巧性滑稽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深层滑稽，即在内容上出现的那种不协调的统一、不统一的共处，那种不是由艺术、而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可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