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小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的草地上是什么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觉？踢一颗路边的石，踢着它走是什么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漏人间一斜。日后我摇着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

朋友送了我一包莲，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叶！（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不

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了一个良的瘤。对对，它可以长在椎内，但必须要长在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一个善意的瘤。要么脆是个恶毒的瘤，能要命的那一，那也行。总归得是瘤，上帝！

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

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一个读书的孩。他们都还把我当孩。他们的孩有不少也在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这一声叹，暴了当代医学的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一条路。

主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瘤的捣鬼，把它找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丢了。

不必去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里去了，双日甚一日地麻木，肌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

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