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奥利弗。”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的窗一指，说：“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他这话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对，我喜，”他说。“我就是喜，奥利弗。”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那就好，”他说。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的份儿。）

我脑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这若无其事的样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商量什么呀，爸爸？”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雷特一沃德一西投资银行”的总所在，我们家公开亮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偶尔去走走，”我说。

他所喜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不自在的样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就曾这样说过。

两人好半晌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顿中心区安静的大街上，看这街的气派确实不愧为一州首府的所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气听得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谁来接替我当这主要负责人…”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只要你喜就好。”

“请只说吧，”我说。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上接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都不关心的。

“西他们家的份只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说“沃德更少，只有百分之十。”

“西先生不是很好吗，”我说。信笺上，招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银行可毕竟还有两位合伙人哩。

“那可是个飓风哪，孩。”

“你平时…也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四哩，”我当时就这样说，我就是要他知他的生日我是记得的。

他难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照合伙契约的规定，满了六十八岁我就得退下来了。”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上下的防御队都奉命了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