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

他又接着说了下去。“还有台湾。眼下南朝鲜也在干起来了。真他娘的要命哪。”

“是啊，弗朗西斯先生，”我接口说“那种竞争是够凶的。”实在我心里也清楚着呢。

“我这要不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恐怕粗话说得还要多些呢。他确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奥利弗。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他跟你们巴雷特家的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是啊，”我说。

“其实，”杰米说“他所以总是千方百计不肯亏待了我们，我看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猛然一抬眼，向对面的那头望去，只觉得爸爸所在的地方，站着的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从来也没有发现，原来他的心灵是跟我有个相通之处的。

不过虽是一样都有这么一种感情，有一点他却跟我不一样，那就是他说得少，做的却要多得多。

到11月里，总算报了仇，出了气。

在橄榄球赛上一连几届被压得抑抑不得志，这一回哈佛可终于把耶鲁打了个屁滚尿流。结果是14比12。起决定作用的，一是老天帮忙，二是我们的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多亏老天帮忙，送来了大风，才使对方马西的传球绝技没能充分施展。也多亏我们防守队员表现出色，对方伊莱最后的一次冲击也到底给截住了。我们在军人体育场里看球的，个个笑逐颜开。

我们驱车去波士顿市区，一路上爸爸还赞不绝口：“赢得好！”“何止是好——简直是妙不可言！”我说。

人渐入者境，一个最明确的迹象就是对一年一度的哈佛一耶鲁大赛谁胜谁负也开始当件大事了。

不过还是我那句话：我们赢了球，这才是最重要的。

爸爸把车就停在州府大街左近他办公大楼的停车处。

停好了车，就步行去饭馆，打算大嚼一顿龙虾，少不了还要说说那老一套的话。

他脚下还是劲头挺足的。因为他尽管已是这么大年纪，一个星期五次到查尔士河上去划船还是老规矩。他的身体可好着呢。

我们的谈话主要都是谈的橄榄球。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我想也绝对不会问我——跟玛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至于其他的话题，只要是他认为不该提的，他也绝对不会提起。

因此我就采取了主动。

我们走过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办公大楼时，我就开了口：“爸爸？”

“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我们银行的事。”